2012年，著名导演吴宇森确诊淋巴癌中期，变卖了北京的房产去美国治病。谁料8年后，妻子牛春龙患了脑癌。上手术台之前，妻子对吴宇森说，“如果我走了，你就再找一个好女人来照顾你。”前提是，不要找太年轻的。
在香港电影最辉煌的年代，吴宇森的名字总是与白鸽、慢镜头和双枪联系在一起。
他镜头下的江湖充满诗意与暴力，周润发风衣猎猎的背影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。
现实生活的剧本，远比电影更为曲折艰辛。
褪去导演光环，吴宇森的人生是一段关于贫寒、梦想、相守与抗争的漫长叙事。
1946年广州的夏天闷热难当，肺结核的阴影笼罩着吴家。
为求医问药，一家人挤上开往香港的轮船。
咸涩的海风里，父亲靠在船舷上剧烈咳嗽，母亲紧紧搂着年幼的吴宇森，眼神里有茫然也有决绝。
香港并未带来奇迹，他们最终蜗居在毗邻垃圾场的棚屋区。
父亲病逝那晚，月光从铁皮屋顶的缝隙漏下，照在母亲颤抖的肩头。
八岁的吴宇森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贫民窟的日子黯淡无光，唯一亮色是街头露天电影。
那块发光的白布上，刀光剑影演绎着另一个世界。
少年常常趴在围栏外看得入神，直到散场还舍不得离开。
有一次他攒了半个月的饭钱换来一张电影票，却在检票口被拦住，身高不够。
他躲在厕所等到开场，摸黑溜进放映厅，银幕上的侠客正凌空跃起，那一刻他忘记了馊水沟的气味和肚子的咕噜声。
从片场杂工到副导演，吴宇森走了十年。
1974年张彻导演的培训班里，他遇见了改变一生的女人。
牛春龙梳着两条麻花辫，眼睛亮得像暗夜里的星子。
两年后他们在美国登记结婚，全部家当是两个旧皮箱和一张单人床垫。
婚礼当天他们在唐人街吃了碗云吞面，回去继续修改分镜稿。
夜里牛春龙缝补他的衬衫袖口，针脚细密如誓言。
《英雄本色》开机前夜，吴宇森在书房待到凌晨。
牛春龙推门进来，放下一杯温热的牛奶。
胶片转动的声音即将响起，她将独自面对三个孩子的啼哭、学校的家长会和永远不够用的生活费。
1986年电影上映那天，他们挤在旺角最小的影院里，听到周围观众为小马哥欢呼。
散场时吴宇森握紧妻子的手，发现她掌心有长期操劳留下的薄茧。
成功带来片约和名声，却没带来安逸。
他们依然挤在出租屋里，直到1996年才买下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三个孩子挤在朝北的小房间，争吵声常常穿透薄墙。
吴宇森把大部分片酬投进新电影，牛春龙学会在菜市场讨价还价，把鲤鱼最肥美的中段留给丈夫，头尾炖汤给孩子补钙。
2012年《太平轮》片场，吴宇森第三次示意重拍。
低烧持续了半个月，他以为是疲劳。
直到牛春龙来探班，看见他靠着监视器打盹，额头渗出虚汗。
诊断书上的“淋巴癌”三个字像默片时代的字幕卡，无声却震耳欲聋。
卖房手续办得很快。
北京那套公寓能看到西山落日，他们只住过三次。
签字时钢笔有些漏墨，在合同上洇开一小片蓝。
牛春龙别过脸去，窗外银杏叶正黄得灿烂。
在美国医院的走廊里，她每天数着步数往返于病房和厨房，学会用电磁炉煲广式老火汤。
术后吴宇森喉咙插着管子，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他写下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拖累你了。”
牛春龙摇头，把吸管轻轻递到他唇边。
日子刚恢复平静，2020年春天牛春龙开始看不清报纸上的小字。
MRI结果显示脑部有阴影，位置靠近中枢神经。
手术前一晚，她忽然说起洛杉矶那间九平方米的婚房：“晾衣绳总是擦到我额头。”
吴宇森削苹果的手顿了顿，果皮断在垃圾桶边缘。
这次轮到他在病床前守候。
清晨蹑手蹑脚去公共卫生间洗漱，回来时带着温热的毛巾。
女儿带着试管婴儿出生的外孙女来探望，婴儿的啼哭让病房有了生机。
牛春龙术后恢复缓慢，有时会认不出人。
吴宇森就翻出老照片，一张张讲给她听，这是拍《喋血双雄》时送来的绿豆汤，这是孩子第一次获奖的舞台照。
2022年片场重新架起摄像机，七十六岁的导演坐在监视器前。
场务递来保温杯，里面是妻子配好的中药。
每拍完一条他都下意识看向手机，屏幕上牛春龙发来短信：“记得吃护肝片。”
暮色浸染摄影棚时，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看露天电影的夜晚。
银幕上的侠客最终赢得胜利，而现实生活的剧本里，没有终场哨响的胜利，只有两个白发人互相搀扶着，在漫长跋涉中把每一步都走成续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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